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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惠傣

【摘  要】把“滇越”释为“腾越”、“盘越”等地，依据不足。“滇越”指的其实是傣-掸族先民以瑞丽江流域为基点所建立的“达光”国，也就是东汉史籍中所记载的“掸国”和缅甸历史上的“太公”古国。“支那”一词源于“滇越”。

【关键词】滇越乘象国； 秦（城）越；  大秦（城）国；  支那  

司马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关于“滇越”的记载，让我们得以知道西汉时期就有“滇越乘象国”存在，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：“滇越乘象国”究竟何指何在？是否为傣-掸族先民所建?长期以来，考证文字连篇累牍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最常见的是把滇越释为“腾越”，即今云南腾冲。清乾隆时，吴楷、屠述濂修撰的《腾越州志·建置志·沿革考》说：“腾越者，古滇越也，亦曰越赕。其来久矣，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滇越。”但事实上，腾冲从古至今与“乘象”关系并不太大。说滇越就是如今的腾冲，总觉依据不足。

另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说法，认为滇越就是后来一些史籍中提到的“盘越”，亦即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“迦摩缕波”(Kamarupa)国。持此观点者以汶江先生为代表。汶江先生在其《滇越考——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》 ⑴ 一文中，举了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的记载：“迦摩缕波国，周万余里，国大都城，周三十余里……此国东，山阜连接，无大国都。境接西南夷，故其人类蛮獠矣。详问土俗，可两月行，入蜀之西南之境。然山川险阻，瘴气氛诊，毒蛇毒草，为害滋甚。国之东南，野象群暴，故此国中，象军特盛。”汶江认为，这段记载证明滇越就是迦摩缕波，并进而认为，迦摩缕波亦即《旧唐书》中记载的“固没卢国”。汶江还引了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：“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冲城二百里，又西至弥城百里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，乃西渡丽水、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，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，乃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固没卢国”,从而推断自腾冲至固没卢国路程合计共一千八百里。

此说言之凿凿，看似有理，但经不起推敲，因为在路程的计算上犯了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。司马迁的原话是说：

昆明……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，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。

这里就有一个计算“千余里”的起点问题。汶江先生显然是以腾冲城为起点的。这就引出了一连串新的疑问：西汉时是否已有腾冲城？当时龙陵、腾冲是否已包括在昆明的范围之内？司马迁也是以腾冲城为计算起点的吗？《辞源》云：“汉代昆明，即今云南大理市。”据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和王国维《太史公行年考》：公元前110年（汉武帝元封元年），司马迁曾以“郎中”的身份“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筰、昆明”。司马迁对昆明和滇越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，但囿于当时的条件，又不会是完全了解，充其量只会以大理作为计算的起点。如果以大理作为计算起点的话，昆明至固没卢国的路程就远远不只是“可千余里”，而是“二千余里”。所以，我认为“盘越说”的依据也不充分，仍属猜测。而有人据此便作出“‘滇越’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”的结论，就更显得过于武断和浮躁！

还有，汶江先生认为迦摩缕波即《旧唐书》中记载的固没卢国，这里面也有个疑问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说，迦摩缕波国在“东天竺南界”；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附贾耽入四夷路程的记载说，固没卢国在“东天竺北界”。慧琳、贾耽都是唐代人，一个说在南，一个说在北，迦摩缕波和固没卢会是同一个国家吗？不知是慧琳、贾耽说的对，还是汶江先生说的对？另外，如果滇越是迦摩缕波的话，那她应位于滇国正西偏北方，而唐代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已明确说滇越位于滇国西南。所以，迦摩缕波（盘越）显然不是滇越。

第三种说法认为滇越在今云南德宏及其附近地区。江应樑先生在《傣族史》一书中认为：“说滇越即今之腾冲(腾越)，还是近似的。”并说：“局限于只指腾冲一地，未免区域过于狭小，滇越应是今德宏州及其附近并其南部的大片地带。”而“德宏州及其附近地，自古就是傣族分布区域”。因此，滇越就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。⑵ 我赞同这种说法。

在滇越这个名称中，最费解的是“滇”字。此前已有研究者指出，在西汉时期，由于中间阻隔着一个古昆明国，古滇国与昆明国西边的傣-掸族相距数千里，毫不沾边，何以要把昆明国西边的傣-掸族称为滇越呢？有人解释说：滇越是属于滇国的越人。也有人解释说，滇越是指滇国以外的越人。但这些解释都是牵强附会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所以，要弄清滇越的来龙去脉，破解这个“滇”字是关键。

我在《傣族族称考》一文中，针对清人吴楷、屠述濂把滇越解释为腾越而提出过一种解释——滇越是“黱越”而不是腾越。这里，我还要提出另一种解释供大家参考：滇越是“秦（城）”或“秦（城）越”。

《史记》三家注本给“滇越”所作的注解全文是：

【集解】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城’。”【正义】昆、郎等州皆滇国也。其西南滇越、越巂则通号越，细分而有巂、滇等名也。

此前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唐代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的注释。而南朝·宋·裴骃《史记集解》所引徐广“一作‘城’”这句话，由于语焉不详，从古到今，要么被忽略，要么被视为“谜中谜”。徐广关于滇越的注释，如今已无法查明其出处及本义。仅从字面上可作如下三种解释：

① 滇越的“越”字“一作‘城’”。因为越字与城十分相似。如果是这样，滇越又作“滇城”。

② 滇越的“滇”字“一作‘城’”。那么，滇越又作“城越”。

③ 滇越这个词（两个字）“一作‘城’”。即滇越又作“城”。

也就是说，滇越又可释为滇城、城越或城。而不管是那种解释，这个“城”显然都是既取其音，又取其义。

在夏光南的《中印缅道交通史》中也有这样一段话：

中印缅道之早开……其他尚有数事足资证明者：

首为中国被称为支那一名之解释。此名最早见于印度大婆罗书中之“摩奴律”。马梯尼氏以为此名出于秦国之称，因秦时国威远播，首为印度所知。李希脱芬氏或沙畹君亦认此交通线之存在，但以日南一名，为后秦王朝。惟台运氏独持异议，以谓此名应为滇之对音。伯希和推崇马梯尼氏之说，谓在纪元前二世纪，中印既由缅甸发生贸易关系，则秦国之名由此达于印度，有其可能性。台运氏以滇字古读若真，tsen或与sinae音相接近，亦未尝绝无理由。史记西南夷传：秦灭六国，惟楚苗裔尚有滇王，滇奉楚正朔，其对外决不称秦而必曰“滇”，故印度所用之chin，得释为滇，以滇实为中印交通之中枢也。⑶

其中，“台运氏以滇字古读若真”这句话特别值得注意。

如果我们把徐广和台运氏的话联系起来看，问题就比较明确了。“城”和“真”的发音大同小异，道破了，它们都是“秦”的同音异写字。因此，所谓滇越其实就是“秦”（城）或“秦越”（城越）。

一般认为，古印度对中国的呼称为“Mahachinasthana”。印度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两大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和《摩诃婆多》中已有“支那”的称呼。“Mahachinasthana”中的“Maha”乃“大”的意思；“sthana”读作“斯坦”，乃“国境”的意思；“china”（支那）则为“秦”（城）的译音。因此“Mahachinasthana”的意译即为“大秦（城）国”。这个“大秦（城）国”，我认为就是唐·樊绰《蛮书》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所说的“大秦婆罗门国”。

樊绰在《蛮书》中说：“大秦婆罗门国，界永昌北，与弥诺国江西正东(案：此句疑有脱误)安西城楼接界，东去蛮阳苴咩城四十日程。蛮王善之，街来其国(案：此八字文不相属，疑有脱误)。” ⑷ 樊绰《蛮书》卷十中还有关于“小婆罗门国”的记载。《辞海》：“大秦婆罗门国：古国名。故地或以为在今印度曼尼普尔一带，或以为在今阿萨姆北部以西以至于恒河流域。为古代东西交通线所经过的重要地区”；“小婆罗门国：古国名。故地或以为在今缅甸西部若开邦和印度阿萨姆邦南部一带，同骠国和弥臣国接界。公元九世纪前后同南诏有交通关系。”而樊绰《蛮书》则云：“大秦婆罗门国，界永昌北”；“小婆罗门，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。”

其实，《辞海》和《蛮书》说的都不准确。《辞海》说的过于偏西，与《蛮书》说的“界永昌北”不符；而《蛮书》说的则过于偏北，永昌以北在唐代是属“寻传”地。尤其是小婆罗门国的位置，樊绰先是说“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”，接着又说“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”，这显然自相矛盾，因为骠国是在依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，而弥臣国则是在依洛瓦底江口，均不在永昌北，而是在永昌西南。

“永昌”是个很宽泛的地理概念。《辞海》：“永昌：郡名。东汉永平十二年（公元69年）……置，……辖境相当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哀牢山以西地区……清时辖境相当今永平、保山、施甸、龙陵、永德、镇康等市、县地。”尽管历史上辖境曾有过几次变迁，但永昌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大郡，几乎包括滇西南所有与傣-掸族接壤的地区。而东汉设置永昌郡，显然是有重要战略意图的，就是要威摄和制约当时正处于发展巅峰状态的掸国，打通西南丝道并维持其通畅。从字面上看，“永昌”就是永远昌盛畅通的意思。“昌”与“秦”、“城”、“掸”的发音也非常相近，永昌的置郡与命名绝不是随意而为。英国历史学家D·G·E·霍尔也说：

从印度前往中国还有一条通过阿萨姆、上缅甸和云南的北方路线。历史的记载证明，早在公元前128年，当张骞在大夏发现四川的产物时，这条路线就曾被人使用。后来中国人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发展它，为了更好地控制和保护这条路线，中国便于公元69年在湄公河上游设置了永昌郡，郡治在萨尔温江以东，约离现在的中缅边境六十英里。⑸

通过以上辨析，我的看法是：盘越（迦摩缕波）不是滇越。据玄奘说：“迦摩缕波国……东，山阜连接，无大国都。境接西南夷，故其人类蛮獠矣。”在迦摩缕波以东，是“山阜连接”的那加山脉。那加山脉又称那加丘陵，我认为就是贾耽所说的“大岭”。那加山脉中自然“无大国都”。而那加山脉“境接西南夷”，所以那加人“类蛮獠”。我们再把玄奘和樊绰二人所说的结合起来看，那加山脉的东南方应是弥诺国，弥诺江（即今钦敦江）以东就是大秦婆罗门国。应当指出，按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载贾耽的记述：“……西渡丽水、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，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，乃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固没卢国”，大秦婆罗门国又似乎是在弥诺江以西千里，而大岭又在大秦婆罗门国以西，这显然有误。看一下亚洲地形图就知道，弥诺江以西不远就是那加山脉，中间按樊绰的记载应为弥诺国，且无千里之遥；而在中南半岛与印度半岛交接处，过了那加山脉就再也没有连接三百里的山阜了。在玄奘、樊绰和贾耽的三种说法中，因玄奘亲自游历过天竺各国，樊绰是近距离研究南诏，所以他们的说法更可信些。本着“去伪存真”的原则对三种说法进行筛选综合，我认为大秦婆罗门国应在弥诺国东南，直到唐代仍然存在。小婆罗门国应位于大秦婆罗门国之南，是大秦婆罗门国的属国。而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“乘象”这一显著特征来看，大秦婆罗门国就是滇越，也就是掸国，其地望包括今属于中国的德宏州和上缅甸地区。

顺便指出一点，一般认为中国称谓“支那”（China）是来自“秦”的发音，这种说法又对又不对。

说它对，是因为“支那”（China）确实包含“秦”的发音。“支”是“城”、“真”、“秦”的对音。特别在傣语中，“支”就是“城”的意思，汉文音译一般为“遮”或“姐”。按傣族学者管有成老师的解释，“那”是指古代的“腊人”；“支那”，则是“腊人之城”的意思。“城”这个词的傣语的准确发音在支、遮、姐之间，所以有不同的译名。也就是说，把“支那”（China）译为“秦”是译音，译为“城”则是音义都兼顾到了。所以，徐广的注释是有根据的、准确的。

说它不对，是因为这个“秦”指的是位于今中缅接壤地区的“大秦婆罗门国”，而不是中土的秦王朝。古印度人往东最初所能接触到的显然是傣-掸人，（也有可能是傣-掸人最早把中国丝绸转运到印度），于是便把中国称为“支那”。这与罗斯人把中国称为“契丹”的情况类似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将在《“支那”考》一文中作比较详细的论述，恕不赘。

滇、城、真、秦、掸、黱、赕等，都是不同时期对傣-掸族族称和国名所采用的汉字，译音多为近似，极难臻于准确。所以，无论滇越、黱越、赕越、秦越、城越、掸越或大秦国，均不是“乘象国”本来的国名。那么，滇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？

根据近年发现的傣文历史资料推断，滇越指的应是傣-掸族先民以瑞丽江流域为基点所建立的“达光”国，也就是东汉史籍中所记载的“掸国”和缅甸历史上的“太公”古国。德宏州傣学学会编的《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》指出，公元前425年（东周威烈王元年），傣-掸族先民中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英杰，他把瑞丽江-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的若干部落都统一到自己麾下，召勐王们共同拥他为“蟒纪拉扎大王”，正式建立了傣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。都城先建于瑞丽江畔的“允罕萨”，傣语是国运美好吉祥之意。不久又迁移至伊洛瓦底江边渡口新建王城，命名为“达碧”，傣语意为竹筏码头。后又以渡口旁酷似“鼓”形的山丘而改称“达碧”为“达光”(傣语中的“达”是渡口的意思，“光”是鼓的意思)，并以此为国名。达光城就是今缅甸八莫与曼德勒之间的太公城。在建都之前，这里已经是丝绸南路上的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。达光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大象为生产、生活和战争服务的国家之一。养象、驯象、象耕、象运输、象战等都很普遍。至今在德宏地区还保留有许多与象有关的地名，如：棒掌（大象坪）、拜掌（放大象的地方）、趟掌（捕象的陷坑）、雷究章戛（大象走过的山坡）、章风（大象吼叫的地方）、曼章（有大象的寨子）、曼闷章（有万头大象的寨子）等等。傣族有句古谚：“米章宾召，宾召米章”，意思是“有象才是王，是王才有象”。傣族古代的最高军事长官叫“召闷章”，意思是“指挥万头大象的首领”。因此，达光国又被称为“乘象国”。而且，按路程计算，从古昆明（大理）到达光（太公），正好“千余里”。这些，完全符合司马迁“昆明……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乘象国，曰滇越”的说法。所以我认为：滇越乘象国即大秦国，即掸国、越裳国，亦即达光国。

在我提出的滇越是“黱越”或“秦（城）越”两种解释中，前者接近于地名演变的历史事实，后者接近于《史记》三家注本给“滇越”所作的注释。二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，结论也是一致的。

至于说“支那”一词实际上是源于“滇越”，这无疑是一个意外收获。

2006.8.28 初稿2007.6.22 修改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参考文献：

⑴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0（2）.

⑵ 江应樑：《傣族史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3：92.

⑶ 《德宏史志资料》第三集：26-27.

⑷ 向达：《蛮书校注》.

⑸ [英]D·G·E·霍尔.《东南亚史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.45.

（本文共5740字）